廖士贤

针对西欧历史上16-17世纪存在的那些绝对君主制，已经有人从理论上提出了另一种论证。

功利主义理论中的权衡和为解决权利冲突而采取的权衡存有差异。2002年5月，美国一特别法庭驳回了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允许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对恐怖组织进行搜查和监听的提议，并要求其进行修改。

汪太贤认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接纳度还比较低，对他们隐私权的保护也不够。这种合理限度就是权利行使的时空范围。对此，《甘肃省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告知规范（试行）》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在得知阳性检测结果后一个月内，必须将自己的感染状况告知配偶或与其有性关系者，并负责促成他们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咨询和检测。而实际上，未能保护某人的自由权，并不等于不尊重某人的自由权，恰恰相反，这是对于自由权的尊重。63％的受访者认为，相对维护国家安全而言，美国的反恐政策过多偏向于保护公民权利。

［19］这次会议的情况，参见《人民日报》1994年9月2日、4日、6日、14日、15日及5月30日的国际论坛栏目文章[41]更关键的是，常态政治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学上的判断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上的认同与想象的建构问题。1.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环境保护败诉的案例 有学者例举了美国的一个案例：海军在军事训练中使用声纳设施影响到海洋哺乳动物的保护，近十年来在美国频频引发讼争。

要做到临危不乱、临慌不乱、临乱不乱，就必须寻求这样一个理性下的生活秩序，建立这样一个理性下的生活秩序，借助于这样一个理性下的生活秩序。（第2条第5项）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药品临床试验规范指导原则》并向各国推荐。可以想象，当人们的某项权利因为其他人的多项权利而被权衡掉时，与在满意最大化的温和面孔下做出类似的选择相比，人们同样会感受到自己被利用和剥削了。于是，权衡的对象同样不会是一个无辜者的自由权和其他众多无辜者的安全权，而是一个人的自由和一个人的安全。

各国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如果出现个人权利影响或损害社会利益的情况，一般都采取限制个人权利，以保障社会利益实现的措施和做法。他指出：功利主义有时被视作可以避免冲突问题的道德理论。

  四、社会利益是绝对优先的吗？ 社会利益是否是绝对优先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假如一旦他们不接受和不服从这种限制，那就有可能构成法律上义务的违反，就有可能构成对其采取进一步法律强制、限制以致惩治的理由。［22］参见周卫：《没有法律绝对优先保护的公共利益》，《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这个时候，为了社会利益，可能要对个人权利作出一些限制。

［16］乘飞机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但如果你的不当行为（这种不当行为也可能是一般不当行为，也可能是违法行为，也可能是犯罪行为）有可能影响和破坏飞行秩序和飞行安全，进而影响到其他人的权利（安全），那你的乘机权就得被剥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些在飞机上对机组乘务人员进行威胁、谩骂或使用暴力的乘客将被赶下飞机。最常见的观点乃是：随着恐怖主义的出现，美国公民放弃部分自由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是一种合理的权衡。

2010年，由美国圣诞节炸机未遂案引发的裸体安检，更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1.9?11事件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反恐措施及其争论 （1）9?11事件后美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反恐措施 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2001年10月26日通过了《反恐怖法案》，使之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正式法律。

［9］参见郑若麟：《为了安全牺牲自由》，《文汇报》2001年10月8日。86％的受访者说，即使导致登机时间延长，他们也支持机场采取新安检措施。

［6］它们是功利主义支持者最引以为豪的特色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它在价值上是一元论，拥有单一的度量标准和统一的决策过程，并且没有规定利益或价值的定性优先权。而这类检查过去都由警察完成。如今，这些并不仅仅是哲学家不负责任地想象出的难题，用以使功利主义蒙羞。隐私对乘客而言是重要的权利，但避免恐怖分子炸飞机是更重要的权利。中国2013年发生的SARS案例，同一般的超越权利限度的案例有所不同，但在法理上却是相同的和相通的。但其民法方面则更多地体现了对感染者的关怀，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出台这项新措施，是认为由于一些情侣在月台上吻别时常常没有时间观念，一吻起来就没完没了，结果来不及上火车，误了火车。这项新措施首先在巴黎、里昂和马塞等大城市试行。

2010年1月14日，美国公布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政府的反恐政策不够严格，愿牺牲个人隐私以换取增强安全举措。2009年12月25日，圣诞惊魂令人们突然意识到常规的机场安检程序似乎并不足够。

［15］ 沃尔德伦的上述观点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也有所反映。但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法国政府不得不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内采取这番行动。

北方说，大多数人在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最终都会自愿告诉配偶并采取保护措施，但是未必会告诉其他与其有性关系的人。按照罗纳德?德沃金的说法，权利就是我们的王牌，在最后一击中出手，保护我们基本的个人自由和福利。这一新制度只准许持有火车票的乘客在月台候车，除非是老人，并带有沉重的行李物品，又无力独自一人上车时，才允许送行人同老人一同进入月台候车，其他人则一律在月台外面道别。而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问的冲突，要采用立法的手段来完成。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法律顾问刘巍认为，在性关系中两人都面临感染疾病的风险，都有采取安全措施的义务。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德国其他机场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

它涉及个人权利和社会规制的各个方面，不是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页。

有评论认为，这种逻辑显然有问题。另外，还要注意到，是常态的问题，还是非常态的问题。

对此，《甘肃省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告知规范（试行）》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在得知阳性检测结果后一个月内，必须将自己的感染状况告知配偶或与其有性关系者，并负责促成他们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咨询和检测。日常生活被打乱而带来的冲突以及表现为更多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在机场安检方面，个人隐私权也似乎在维护公众安全的措施面前一再退缩。它们间最大的不同是：一些超越权利限度案例中个人权利受限制，都是基于行为人的过错而导致。

如果可以同时实现或保护，很好。哪些社会利益需要用立法来解决，需要一个立法的充分的论证过程，不能有随意性和任意性。

一些赞成者认为，扫描出的图像几乎是个黑影子，皮肤、样貌都看不出来，即使显示出一些身体特征，也无伤大雅。荷兰、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相继宣布将在机场推广使用裸体安检，还有更多的国家也在考虑实施。

过去，法国为保障人权，一向禁止警察无缘无故地检查汽车后盖箱。9?11事件后，关于安全和隐私的辩论在美国从未停止过。